“这个职业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心理咨询师是高危人群。”

　　撰稿／陈统奎

　　2006年5月3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说她特殊，是因为她同时拥有三种身份：医生、作家和心理咨询师。

    她是毕淑敏。在成为作家之前，毕淑敏当过22年的医生，1986年实现了从医生到作家的转变。毕淑敏的第二个转变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念心理学博士班，毕业后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毕淑敏的这个转变受到追捧，人们排着队请她做咨询，有人在3月份预约，到11月都还没轮上。

　　一些心理咨询师看了这个电视报道却有些不快。“仿佛人人都可以成为心理咨询师，国内心理咨询的行业门槛太低了。”这些抱怨者多是海归派，他们说，在国外要想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不仅要有硕士以上学历，更要接受5—8年的专业培训和督导训练。

　　毕淑敏不是特例，而是一种现象。在广州、北京和上海三地采访中国第一代心理咨询师，笔者惊讶地发现，这些心理咨询师大多半路出家，出身五花八门：作家，经济师，医生，中学教师，银行高管……毕淑敏说自己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倒是一个特例，更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则心怀明确的梦想，有的是“创业梦”，有的是“淘金梦”。

　　半路出家

　　张杨(化名)有两张名片。她既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副行长，又注册成立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从事心理咨询行业，所以一张名片上有“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的头衔。

　　近几年，不少人在股市里摔得头破血流，震荡很快波及金融界白领们的心理，很多人开始出现失眠、焦虑、烦躁等症状。怎样缓解身边这些白领的心理问题呢？2002年，上海成为中国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第一批试点考核地区，张杨带着好奇报名参加了一个周末培训班，8个月的培训学费8700元。2003年参加考试后，她获得了国家二级(目前最高级别)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8个月培训期间，张杨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悚的事实：对于学员是否符合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资格，心理咨询师培训班没有作任何建议和限制。她发现很多学员实际上是想通过培训学习治疗自己的心理疾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教授对《新民周刊》说，中国最大的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华夏心理网的负责人向她介绍，这家机构培训的学员有50％“本身有心理问题”。“如果这些本来就有心理疾病的人考证后执业，相当危险。”

　　对于中国第一代心理咨询师，中山大学心理学黄铎香副教授比喻说：就像一名驾驶员，没有熟练驾驶就拿到了驾驶证，上路能让人放心吗？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钟杰博士进一步揭示：“教练本身就有问题，有的教练自己就不会开车，或者说开得不好，只会开车不会刹车。”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上海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肖泽萍亦对那些3个月的短期考证培训班嗤之以鼻：“不过是普及一下知识。”

　　中国心理咨询师良莠不齐，与他们多是半路出家大有关系。据黄铎香教授介绍，广州南大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2003 年招收的第一批65位学员中，医务人员约占40％，教育工作者约占20％，管理人员约占10％，其余为会计师、编辑、记者、电台主持人等。

　　张杨明白执业“并不是那么简单”，继续付费参加其他相关技能培训班，她先后参加了精神分析、沙盘游戏、意象对话、NGH催眠术等培训班，其中一个星期的NGH催眠术培训班的学费就高达1.5万元。前前后后，张杨花了近6万元的学费。

　　2005年9月，张杨终于下决心开始职业化心理咨询，联合10人注册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开始兼职做个案心理咨询。半年多来，她已经接触了10多个案例，为自己开出的咨询收费是每小时300元。

　　张杨看到不少心理咨询室刚刚创办又纷纷倒下，而她的公司基本保持收支平衡。她把心理咨询行业当作一项可以继续投资的“未来职业”，说如果有一天厌倦了金融界，就做一名专职的心理咨询师。

　　“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博士说，在美国，心理咨询更多是一种社会公共服务，真正赚大钱的心理咨询师也就是金字塔顶的少数人。”当笔者把这层意思转达给张杨，她自信地说：“我的梦想就是做那些金字塔顶的少数人。”

　　不少中国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把这样的“少数”宣传成“大多数”，把心理咨询师描述成一个满地黄金的职业。于是，不少人抱着“淘金梦”放弃本行，投身于这个新职业。在短期培训班里，他们根本无法成为合格的心理咨询师，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没有实力像张杨那样继续接受更专业的技能培训，而是草草登场，执业赚钱。

　　高危人群

　　进入这个群体，笔者发现，心理咨询师的生存状态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光鲜亮丽。“这个职业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心理咨询师是高危人群。”心理咨询师张楚涵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咨询师每次做完咨询，都要临窗点上一支烟，静静收拾自己的情绪，“我们付出并损伤了高端的情感和情绪，心理咨询并不像工厂生产一个产品那么简单。”

　　“我是一个凡人，平常看到电影里一些悲伤的镜头也会落泪，何况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伤悲？”有一次，张楚涵接待了一位中年妇女，一进到咨询室就号啕大哭。这位来访者告诉张楚涵，她要延续生命，她要保留青春，她不要现在就死去。她告诉张楚涵，现在一看到老人就很悲伤，一看到自己的父亲就忍不住要哭。

　　当天夜里张楚涵就做了一个恶梦：和父亲吵架后离家出走，整整8年年老的父亲一直苦苦寻找她……这个恶梦惊醒了张楚涵，“哭醒啊，哭得很伤心。”尽管同是心理咨询师的丈夫在第一时间对张楚涵进行了心理疏导，但是“从早晨哭醒，到上班路上，我真的不开心。这个女人已经影响到我”。

　　“心理咨询师也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张楚涵庆幸她有一个同是心理咨询师的丈夫。

　　“专业团队的支持对心理咨询师的帮助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的专业团队在哪里？现在没有。这就造成有些心理咨询热线的情感主持人最后自杀。”钟杰博士对此深表担忧。

　　“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就自己管理，自己学会保护自己。”上海林紫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王怀齐说。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心理咨询师的签约合同上明确规定，心理咨询师不能向来访者透露手机号码和家庭电话，除非像对自杀者进行危机干预等特殊情况，心理咨询师须向咨询中心提出申请并签署协议，才能向来访者提供私人联系方式。

　　张杨和王怀齐每个月都要把各自咨询中心的所有心理咨询师集中起来，“大家互相督导，互相支持。”张楚涵则每3 个月上一次原来培训机构的督导班，继续充电和加油。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说，团体督导就像一个加油站，是他们补充能源再继续前进的动力。

　　这样一个“高危职业”，却是千军万马竞相追逐的目标。据肖泽萍介绍，短短几年上海已经培训了4000多名学员，涌现出100多家各类心理咨询室，但是能够盈利的寥寥无几。

　　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向大会提交了关于促进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心理咨询师与心理治疗师法》的提案，呼吁通过立法来规范中国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